隐蔽战线的重要奠基人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赓受命参加中央特科并担任情报科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在谍海密战波诡云谲的上海滩，陈赓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忠实履行了保卫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安全的神圣使命，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忠诚无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这段隐蔽斗争的传奇经历，为陈赓大将波澜壮阔、辉煌精彩的非凡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脉关系深广的“王庸先生”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目睹了敌人的猖狂屠杀，以及叛徒内奸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的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高效的情报保卫工作，才能保障党中央在上海的生存安全。为此，他建议党中央建立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保证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中央特科陆续设立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其中，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重点是获取报警性情报，料敌于先，防患未然。这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1928年4月，周恩来反复思考衡量后，找到正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委以重任。于是，尚未痊愈的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了中央特科首任情报科长，并成为隐蔽战线的奠基者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陈赓当时年仅25岁，是党内屈指可数的情报保卫人才。1925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牺牲。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陈赓协助周恩来排查现场、搜捕凶手，为案件侦破提供了翔实材料。1926年9月，党中央派遣陈赓到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陈赓成绩优异，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南昌起义时，陈赓在总指挥部负责政治保卫。他的忠诚可靠、机智勇敢，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保卫党中央，组建中央特科，少不了陈赓这样受过专业培训、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担当大任。周恩来把极为重要而特殊的情报战线工作托付给陈赓，可谓知人善任。

陈赓临危受命，隐蔽身份，在华洋杂处、四方辐辏的上海滩，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势力之间。他凭借着超群智慧和灵活机变，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并设法与他们混熟。很快，豪爽风趣、世情练达的“王庸先生”名声鹊起，各方人士都亲切地称呼他“王先生”或“老王”。这给他的情报工作带来很大便利。在与各色人物言谈交往的过程中，陈赓获取到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初步打开了局面。

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经常变换住址、乔装改扮。他根据身份变换形象，穿什么像什么，穿工装像工人，着西服像“小开”，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在身又酷似商人。同时，陈赓极富表演天赋，精通多种方言，流利的上海话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敌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洋探长兰普逊一次与“王先生”聚餐，拜托他协助抓捕一直在上海活动的陈赓，“王庸”一口应允。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陈赓，就在他们的眼前，还上演了一出“让陈赓抓陈赓”的闹剧。

陈赓知道，仅靠与各界人士广泛结交打探消息，并不能彻底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要在上海站稳脚跟，必须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络系统，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做到知己知彼、掌握主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很快，周恩来、陈赓为情报战线制定了“打进去、拉出来”的六字方针。“打进去”，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核心机密；“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里能够利用的人士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在陈赓的领导下，情报科“打进去”和“拉出来”双管齐下，使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得到很大发展。

1927年12月31日，党中央发出《中央通报第二十五号》，规定：“经过党部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陈赓立刻落实中央指示，选派忠诚勇敢的党员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1929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注：三人并称为“龙潭三杰”）组成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他们的组织关系也由地方支部转到陈赓手上。“龙潭三杰”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在情报战线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生，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重要贡献。

1930年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租界内被捕，住处的一大箱子文件也被查抄。洋探长兰普逊围着这批文件发愁。他对中文不熟悉，挑来挑去不知道上面的内容，更不知道哪份重要。中央特科着手营救关向应，也要从这批文件入手，把重要的文件换出来，既能减少党的损失，又能让敌人无从判断文件主人的身份，便于施救。陈赓找内线杨登瀛商量，让他告诉兰普逊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时表示愿意帮助鉴定。英国人求之不得，就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引渡案犯的要求。杨登瀛还向兰普逊介绍陈赓推荐的特科成员刘鼎去“鉴别”文件，并说刘是研究共产主义的政治学专家。刘鼎在存放文件的房间里，找机会把党内的机密文件藏在身上，出来时手里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租界当局信以为真，以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后经组织营救，关向应获释，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搜集更多的情报，陈赓拓宽发展情报网的思路，通过各种关系，接近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声望、又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争取他们为革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名列“洪宪六君子”之首的杨度，在袁世凯死后倾向革命，尤其是结识李大钊后，思想发生更大转变。他一度寓居上海，是帮会大佬杜月笙的座上宾，获悉了不少政情内幕。争取杨度，对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适值历经沧桑、追求进步的杨度也想接近中共。他通过与陈赓有亲戚关系的同乡介绍，认识了陈赓。陈赓请示周恩来，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可以与之联络。陈赓依靠个人魅力，成为杨度的忘年交。经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杨度不仅为党提供了重要军政情报，而且帮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起特情关系，发挥了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杨度后来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

在陈赓的周密策划下，经过半年努力，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军队、警察以及租界巡捕房建立起了庞大的立体情报网。这对于掌握敌人动向、保卫党中央、惩治叛徒，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周恩来称赞陈赓领导的情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和“恰到好处”。